世界上大部分决策实际上都是非理性的，这对于我们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迷信理性和崇拜科学的一代是很难接受的现实。而现在正在做管理决策工作的大部分经理人员正是这一代人。

       首先我需要澄清的是理性和非理性概念。我们在中国大陆受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迷信理性和崇拜科学的一代。理性和科学被赋予了更多价值判断意义。而事实上，理性和科学只是众多人类获得知识和智慧的方法中的一种。这正是本文的目的。

       理性主义有如此几大基本论点，

       第一，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们会做出出于自利目的 ( 我这里毫无贬意 ) 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定。

       第二，人们如果能够投入足够的努力用以搜集信息，运用恰当的分析，外部世界和组织本身状况是可以预测的。

       这是理性主义非常明示的论点，它有另外几个没有太明示的论点是，

       第一，一旦世界是可以预测的，可以有一个中央的权力机构可以做出代表所有利益方的决策的。在国家上，表现为中央计划；在企业里，是根据对市场进行预测而设计的企业战略计划。

       第二，最优的决策可能是唯一的。

       非理性主义并不代表胡来乱来。非理性讲的是被准确定义了的理性主义以外的管理思潮。我相信非理性主义比理性主义包含的范畴要大得多。它包含了比利益或利润最大化更多得目标；包含了比一个世界是可知的更多而且更现实的看法；包含了对理性决策工具可靠性的怀疑；它也不相信真理的唯一性。

       当 Jack Welch 80 年代初刚到 GE 时， GE 是一个规模庞大，多样化的制造公司。通过十年以上的收购兼并之路， GE 是一个几乎无所不有的公司。但 Jack Welch 做出了 各个业务要在各自行业里做到“不是第一， 就是第二， 否则就退出”的决策。 我们一定不会认为这是一个理性的决策。理性决策一定会将各个业务做出分析，一定会有很多还不是第一或第二的业务会被认为有增长潜力而被保留下来。你无论如何都不会认为 Jack Welch 做出的决定是理性的。

       大量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也是一样，一窝蜂涌到中国。几天前，与一位著名跨国企业的供应链总裁开会时谈到，按照理性主义投入产出的分析没有一家跨国企业在中国是可以挣钱的。但现在很少有几家是后悔的，这并不说明它们已经赚钱了。如果你现在拿出这些公司来中国前对中国市场分析来分析一下，恐怕是很好笑的。我分析后的体会是，中国的增长大多来自制度的变化。而理性主义的分析工具适用于比较成熟的市场环境。

       现在很热的 MBA 也很有趣。 在强调 MBA 的国家美国，到底是成功的 CEO 们成就了 MBA ， 还是 MBA 成就了 CEO 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更倾向于认为， MBA 只是对一个原本就可能成功的人，贴上 MBA 的标签。对 MBA 有一个经典批评是这样的： 如果按照哈佛 MBA 的入学标准招 100 个学生，然后 50 个人上 MBA 的课程，另外 50 人每天打球。两年以后，这 100 个学生都拿 MBA 毕业。再过 5 年，你去看这 100 人的工作表现。你会发现， 50 个打球的和 50 个上课的在工作业绩上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 MBA 的意义不是在于学了什么教了什么，而是在于它的入学标准。它的奥秘就在于将本来就有很大成功希望的人招进来“培养”。我觉得，如果能从民工队伍中招 100 人培养 MBA ，才能体现它的真正价值。而按照理性主义的思维，这投入和产出关系不应如此。

       在中国就更有意思了。在浙江富起来的人中，不用说 MBA 许多甚至连小学都没毕业。我的一位留学时的博士朋友，是从浙江农村当年苦读“成才”的，他告诉我说，他浙江的小学同学聚会，大部分都开奔驰和宝马，他的大学同学聚会，就没什么好车了，他的博士同学聚会就更惨了。

       Bill Gates 中途从哈佛掇学，在我们看来肯定不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但他的成功是不容质疑的。 Bill Gates 掇学时不可能规划想象着一个微软王国，他更多的是受兴趣的驱使。以他的学历， IBM 可能都不会录用他。但 IBM 的一份事后在公司内被追究责任的外包合同却成就了一个天才和一个行业。前几年， 中国的教育者却想将一个非理性的行为理性化，开始鼓励在读研究生创业以培养中国 Bill Gates 。我认为，这无异于守株待兔。

       浙江私企老板只是一笔一笔的谈生意。他们并没有在肩扛装满廉价电子表的编织袋时幻想着今天十几亿资产的企业。

       互联网的最初设计者在设计互联网的雏形时也不曾考虑它今天巨大的商业价值。如果他们当年是请著名的咨询公司做出战略设计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了。 IBM 在分享 Bill Gates 帮助做大的 IT 大蛋糕里也应该算是受益者。虽然 IBM 为自己可能失去的机会懊恼不已，但微软不可能在 IBM 内部诞生。

       我认为，理性主义决策如果有用的话，也是十分有限的。 1982 年，在 IBM 发布生产第一台个人电脑时， IBM 预测全球市场规模大约是 30 万 台。但十年后的 1991 ，市场已安装的是 1.1 亿台。理性分析让自己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得例子比比皆是。

       这些理性主义的失败和非理性的成功是有原因的。 理性主义假定世界是可知的， 未来是可知的。这种假定是太强了，假定太强是说明你的道理太弱。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就对理性主义有深刻的批评。他认为， 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是不理性的。他并指出，理性主义依赖的假定， 即信息可以被集中来帮助决策的，是不现实的。他认为，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好的经济组织制度设计只能去适应这种信息不均匀的分布。

       哈耶克和杨小凯都认为，在信息不完善时，有些非理性决策可能是最优的；而理性决策可能会给出误导的决策。这是因为，目前我们所具备的理性分析工具乏善可陈。有的非理性观点，采用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企业的战略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明天你还存在；也有的观点认为，如果有战略，那么它们的选择是很多的，你可以凭直觉做出选择。哈耶克和杨小凯并十分重视社会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及宗教对商业制度环境里企业成功的重要性。

       我的观察是，理性主义太注重行业的综合分析，一张口就是趋势，闭口增长率。浙江温州的民营企业的老板从来不谈这些概念。哈耶克认为，综合数据是没有太大的经济意义的，只有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信息才是有意义的，这正是温州老板利用的信息。一个温州打火机的差价恐怕不是北大 MBA 感兴趣的话题。可这正是一个温州老板赖以发家的唯一重要信息。

       抛开理性主义的框子来分析的话，我们就可将蜂涌到中国投资的现象看成是一种“群聚效应”。你不用自己分析投入产出，你可看竞争对手在干什么。我在工作中就发现这个办法很好用。我也在工作中做这样的分析。我在对货运机场的研究里发现，基于传统的竞争理性会鼓励一种零和竞争，但我发现成功的机场都与临近的机场有很好的合作关系。道理是，这种合作是会降低两地或多地的交易费用，会促进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反过来会促进货运的发展，提升的经济（更多高端产品）会促进空运市场的发展。

       非理性决策可能是最优的例子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因为爱 ( 典型的非理性行为 ) 而结婚 ( 一个重要决策 ) ，幸福的机会会比理性的婚姻的幸福机会（如果有的话）大得多。我们还看到，在市场信息不完善或人们过于理性的儒家文化里，家族式的企业反而有着更强的生命力，虽然学者对此十分诟病。认为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什么瓶颈。我认为民营企业面临的主要还是制度环境的问题。当然，在我现在的工作中，我并不愿意与民营企业打交道，也不会为一个民营企业老板打工。这是因为我无法改变这个制度环境。但是，如果我自己创业作老板，我更愿意去学习这些民营企业的经验。

       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有心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就是在说明理性决策的无奈。